如果说第一次货币战争是诸侯割据的春秋时代，第二次货币战争就是强秦对六国的战国末年，而第三次货币战争则是魏蜀吴并立的三国时期。
虽说中国仍然在秘密增加黄金储备，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仍不可能达到与自身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地步。巴西(六十七吨)、印度(五百五十八吨)、韩国(一百零四吨)等国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2009年至2010年间，受之前的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国家应对措施的影响，巴西里拉对美元汇率由二点四比一上升为一点六九比一。两年间百分之四十的升值，不但严重打击了巴西的出口，还使得其本土产业受到外来商品的冲击。在这两年间，巴西对美国的贸易，由一百六十亿美元顺差，急剧转变为六十亿美元逆差。2010年9月，巴西财政部长圭多·芒泰加(Guido Mantega)宣称：“一场全球货币战争已经开始。”
芒泰加所谓的货币战争，指的是各国为提振本国经济而相继主动将其货币贬值的行为。它一般被称为竞争性货币贬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
从华尔街律师、投资银行家——詹姆斯·里卡兹(James Rickards)看来，货币战争不但已经开始，而且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他的《谁将主导世界货币》(美版书名：Currency War，即货币战争)一书中，里卡兹回顾了过去一百余年间的国际金融斗争，他将其分为三次货币战争。
作为历史的货币战争
第一次货币战争，从1921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欧洲国家在一战后，陷入财政紧张。德国首先因为本国财政问题而执行了恶性通货膨胀，这间接使得马克迅速贬值。在恶性通胀之后的1924至1929年间，德国工业增长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法国和英国于1925年和1931年分别将其货币贬值。1933年罗斯福为应对大萧条而进行了暴风骤雨般的金融改革，美元也进行了贬值。英国随后进行了第二轮贬值。而法国则也在1936年跟进。面对无休止的竞争性贬值，英、法、美三国终于坐下来进行谈判，并签订1936年三方协定(Tripartite Agreement of 1936)，结束了第一次货币战争。
二战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金融领域实现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然而英国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及经济衰退导致英国国内黄金与外汇储备远低于海外英镑的总价值。随着海外英镑被拿到英国汇兑，联合王国逐步陷入了国际支付危机。1964-1966年间英国抵挡了三次英镑危机，而1967年的英磅危机则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英国终于不得不宣布英镑贬值百分之十四点三，第二次货币战争拉开帷幕。彼时的美国同样因为国内政策失误而处于经济困局之中。
1971年尼克松宣布彻底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步崩溃。在经济压力下，美元开始寻求贬值。为了迫使其他国家认同美元贬值，美国立刻实施了百分之十的进口附加税。美国政府完全不想为这种违反关贸总协定的行为辩护，而只是说，如果美国目前的贸易赤字能够解决，那么附加税就会取消。经过漫长的谈判，最终各国于1971年底签订史密森学会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美元对各货币实现了百分之十一到百分之十七的贬值。进口附加税随后被取消。但是美国未能获得预想的经济利益，其经济在不到两年之后便陷入严重的萧条。
经历了1973-1981年萧条期的美国，在平息了国内通货膨胀问题之后，又寻求平衡对德、日等国的贸易。1985年美、日、法、西德签署广场协定(Plaza Accord)，约定通过央行[微博">操作实现美元贬值。约定期过后，美元出乎意料地继续走低。在相关国家的压力下，广场协定签署国加上加拿大和英国又于1987年签署了卢浮宫协定(Louvre Accord)，稳定美元汇率，结束了第二次货币战争。
如果说第一次货币战争是诸侯割据的春秋时代，第二次货币战争就是强秦对六国的战国末年，而第三次货币战争则是魏蜀吴并立的三国时期。第三次货币战争始于2010年。美国经历了金融危机后，迫切需要增加国内职位数量、提高经济发展，因而寻求货币贬值。在这场货币战争中，只有三个主要的参战方：美元、欧元和人民币。
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并增加美国货物的进口量。这无疑是要求中国割肉来医治美国的创伤。然而，中国并不是第二次货币战争中的欧洲国家。她并不像如当时欧洲国家那样依赖美国提供的国防力量。
因而中国并未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然而，美国依旧在货币战争中稳稳占据了上风。因为美国拥有一项秘密武器，这就是量化宽松。量化宽松不但缓解了美国国内流动性下降的问题，其产新增的美元还经由国际商品市场或作为热钱而传导至其他国家。这就推高了当地的通货膨胀率。要阻挡这种“进口”通货膨胀，相关国家就要容忍本国货币汇率升值。这就使其出口产业竞争力下降，而使美国向该国出口的竞争力上升。这正符合美国的需要。
在中美激烈斗争的同时，欧元反而并没有受到大的外部冲击。欧元由于希腊等国的经济危局，前景并不十分明朗。中美双方都不希望看到欧元的崩溃，因此反而想方设法维护欧元的局面。
在中美欧三者之外，还有无数的国家被货币战争波及。如前文所述的巴西。巴西在2010年控制住了货币升值，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输入型通胀。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要求G20订立规则惩治汇率操纵国——按其提出的标准，主要就是针对中国和美国。
巴西在2010年短暂的成功很快就由于经济实力不足而终结，里拉对美元汇率不得不再次攀升。2011年华尔街周刊称“巴西在货币战争中摇起了白旗。”此外，里卡兹还认为，量化宽松导致了国际粮食价格普遍上涨，中东一些相对贫穷的国家因此陷入了粮食危机。他认为，这正是阿拉伯之春的主要诱因之一。还有大量国家也抵挡热钱涌入，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
囚徒博弈
货币战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囚徒博弈。全局上，最佳结果是各国都不主动贬值，最差结果是各国都贬值。但是对任何一国来说，如果自己主动贬值，而别国都不贬值，它就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反之则会获得最大的损失。
里卡兹在书中指出了当前世界金融格局中的诸多问题，它们都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甚至涉及国家安全。在叙述货币战争史之时，该书作者指出了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当国内经济需要与国际金融秩序相矛盾的时候，一国或迟或早都会选择为国内需要而破坏国际金融秩序。这就像囚徒博弈中两个罪犯都存在指控自己同伙的冲动。而比经典囚徒博弈模型更糟的是，货币战争中的参与者远多于两个，这更增加了获得最佳全局结果的难度。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货币战争是一种不确定回合数的囚徒博弈。所以，正如第一次货币战争那样，在各国轮流吃到了竞争性贬值的苦果之后，就会坐下来签订“休战书”，将货币博弈稳定在最佳全局结果。
然而，这只是说，货币战争在爆发后总会有终结，而不会完全失控。如果要预防货币战争，这是远远不够的。
里卡兹提出，现行全球金融秩序存在四种可能的发展。
第一， 形成多种储备货币。这意味着，随着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例降低，美元在贸易和储备中所占的比例也会逐步降低。其他货币，如欧元和人民币，将逐步增强。最终形成一个多种储备货币并立的格局。
第二， 形成一种独立于各国货币之外的世界货币。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凯恩斯就曾提出建立一种超国家货币，称为Bancor。这一主张毫无悬念地被美国否决了。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美国的经济不再像二战结束时那样强势，而且其他国家也吃到了美元泛滥的苦头。一些国家重新提出构建独立的世界货币。
第三， 回归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古典金本位时代，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二十多年的繁荣，总是让一些学者心向往之。里卡兹提出，一些金本位的劣势，比如难以控制的货币供给，以及通货紧缩的倾向，都是可以使用政策手段弥补的。而金本位本身的优势，则可以保证世界货币体系长期的稳定。
第四， 全球性金融崩溃。之后既可能是大乱后的大治，也有可能是人类文明彻底的沉沦。
里卡茨认为，某种改进版金本位制度应该是最佳选择。然而，他的分析却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当前国际格局对重构国际货币体系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国际竞争背景下的国际货币体系
如果考察当前国际竞争格局，很容易就会发现独立的世界货币与金本位都是不可行的。
首先，任何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体系，都需要各个经济大国的支持。至少，美国、中国、欧盟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否则人为设计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将缺乏实际约束力。
在建立新的世界货币方面，最大的阻碍是美国。美元是当前的世界货币。一种新的世界货币，必然会损伤美元的地位。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不但意味着美国能够通过通货膨胀向全世界收取“铸币税”，而且意味着美国无需担心国际支付危机。它还决定美国国债的畅销。一旦美元丢掉了世界货币地位，美国将遭遇三重危机。
其一，美国将遭遇第二次货币战争前英国所经历的那种支付危机。根据世界银行[微博">2013年数据，美国全部储备(包括外汇和黄金)尚不足六千亿美元，而根据2013年IMF[微博">数据，世界上明确可查的美元外汇储备约为三点八万亿，即便只有一半会转为其他储备，也是美国当前支付能力的三倍以上。支付危机将导致美元剧烈贬值，以及美国国内猛烈的通货膨胀。
其二，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赤字将再也无法维持。贸易平衡的需要，同样会助长美元贬值及通货膨胀。
其三，美国国债的销路将大大缩小，美国政府开支将面临剧烈缩减，这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因此，从美国的角度而言，构建新的世界货币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尽管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可能逐步衰退，但美国绝不会主动加速这个过程。
再者，目前最有潜力的独立世界货币是IMF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而IMF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各国在IMF的表决中占有不同的权重。一直以来，IMF重要议案所需的同意比例，总是大于除美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权重总和。
这意味着，没有美国的同意，任何重要议案(包括修改各国权重)都不可能得到通过。尽管美国的权重已经一路下滑到现在的不足百分之十七，但IMF重要议题所需的同意比例也一路上升到了现在的百分之八十五。拥有这样地位的美国，恐怕不会对特别提款权的推广起到积极作用。
当然，特别提款权本身，仍然不是完全独立的世界货币。它仍然是基于一篮子货币，它仍然会受到其中任何主要货币的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因此提出使用“纸黄金”——一种独立于任何国家货币的世界货币。纸黄金的供给量由一个国际机构根据世界经济增长情况决定。但是，同样是由于美国的原因，这在短期内恐怕难以实现。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金本位体系的缺陷，金本位方案目前在经济学界并没有太多的支持。即便假定改进的金本位能够如里卡兹所愿，避免传统及本位制度的诸多问题，但这个体系对各国是非常不公平的。虽然美国乃至欧盟都可能认同这样一种体系，但是中国等新兴国家不可能同意。这是因为，与其经济总量和外汇储备相比，后者的黄金储备实在太少。
比方说，中国的黄金储备目前仅为一千余吨。而经济总量与外汇储备都不足中国一半的德国，却拥有约三千四百吨黄金。无论何种金本位，其结果都将是黄金价格大幅度上涨。按照里卡兹的计算，金价将从目前约一千三百美元每盎司，(依不同的金本位政策)上涨到约两千六百到四万四千美元每盎司。届时，新兴经济体为了支撑本国发钞，将不得不从老牌发达国家手里以高昂的代价购买黄金。这不啻为后者利用其雄厚的黄金储备而进行的一次抢劫。
虽说中国仍然在秘密增加黄金储备，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仍不可能达到与自身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地步。巴西(六十七吨)、印度(五百五十八吨)、韩国(一百零四吨)等国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讲，除非世界黄金储备预先进行某种程度的再分配，否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不可能同意实行金本位。然而预先再分配，又不会受到老牌发达国家的欢迎。
因此，无论是新的独立的世界货币还是改版的金本位，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都不太现实。短期内我们将会看到的，恐怕是某种形式的自组织。
3月底，德国与中国签订备忘录，将在法兰克福建立人民币清算和结算协议。未来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恐怕会有越来越多的类似协议。一篮子外汇储备将逐步代替原来美元占主导的模式。国际贸易将不再依赖某种特定的货币。随着一超多强格局逐步转变为力量更分散的三极格局，以及货币结算格局的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将变得更加健壮。未来，由于国际经济力量的分布更加分散，将不会有一个国家能够随心所欲发动货币战争并大获全胜。各国将更愿意且能够联合抵制任何一国主动将其货币贬值的行为，使其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届时，国际社会可能才能坐下来谈一谈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来源：华尔街见闻（wallstre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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